我的家乡在东北，东北的冬天很漫长，三四个月的大雪囤门、足不出户，酝酿出了一种独特的“猫冬文化”。
“猫”在东北方言是“躲藏”的意思，猫冬意指躲在家里过冬，泛指躲在家里不出门。
“猫冬”最基本的内容当然是聊天：人们围坐在炕上，听老人讲陈年往事，听外面回来的人说说世界的精彩……虽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是仍然总是聊得那么乐此不疲。我曾经深深地不解和不屑：“这有什么好聊的？纯粹是浪费时间嘛！”
现在想来，突然觉得也有点意思——长时间聊天绝对是件技术活，没有点聊天的精神和创造性是聊不下去的。为什么东北的小品等语言类演艺特别发达？它是有地域文化基础的。
在西方，经济危机每隔十年就来一次，社会也已经形成了度过危机的一些方法，比如降级消费、家庭娱乐。政府则常常通过发动战争转嫁危机。这也许就是西方人度过经济“寒冬”的典型方法。
现在，中国经济的“冬天”也来了。我们该怎样对待它？每年都经历冬天的中国人，度过经济“冬天”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吗？我们中国人在冬天到底该干点什么？这些突然成了每个中国人也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我们知道，聊天中如果只图听个新鲜，那就很难聊得下去，就会把天“聊死”。一是新鲜事不可能有那么多。二是新鲜事如果不能变成想象，变成来年春天的希望，再有意思的事情也会乏味的。
新鲜事是一种信息层面的知识，如果没有规律、方法等驾驭，知识多了就会变成负担。
我年轻时深信“知识改变命运”。于是我渴望自己有更多的知识和见识，有更大的能量和更强的能力。当时的我不知道，我在沿着一条向外发展的道路疾驰，直到被一场大病刹住了车。
在我三十七岁的时候，我得了强直性脊柱炎，浑身剧痛，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比如脖子转不动，看人看东西都只能靠转眼珠，视角很有限。我经常自嘲说：“我是目光狭窄的人。”我个人人生的“冬天”提前来到了。
因祸得福，“目光狭窄”迫使我不得不聚焦，对自己在政府投融资领域多年的经验进行沉淀和总结，提出了投融资规划方法。由于有了方法，地方政府就给了我们很多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又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方法。投融资规划方法大大提升了我们公司领导和员工驾驭知识的能力和效率，并使咨询变得有意思且有意义，而不止是赚钱。
后来我又进一步聚焦，专注于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提高方法论，把解决问题的具体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了。
通过舍弃和收敛，我本人的元气得到了涵养，感觉自己的精力不再不够用了，态度更从容了，看问题更准了，过去看不懂的一些事情，现在看很简单了。
规律和方法说到底还是一种知识。除了方法，我们还需要什么来涵养自己的元气呢？立冬这个节气告诉我们，涵养元气最根本的方法是把生命的收敛与舒展转变成自觉的行动。
今天是立冬。“立者，建始也。”冬即终。立冬就是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在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生命结束之前，要对它建立全周期的、真实的看法。
生命是什么？也许不好下个准确定义，但可以简单地说，生命就在一开一合、一张一弛、一呼一吸之间。《道德经》云：“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意思是天地万物就像那风箱一样，在不断的开合中完成了生命的创造和滋养。过去的我就是过分重视了开，忽视了合，所以我的生命自我保护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用重病来逼迫我停下匆忙的脚步，来弥补自己长期以来开合的不平衡。
可是在当代，讨厌夏、冬两个季节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人们既不希望过冬天，也不希望过夏天，而追求不冷不热的春和秋，所以人们一窝蜂地跑去四季如春的广西巴马养老养病，所以人们制造了空调、冰箱和暖气等现代化机器来对抗冬和夏。
我有一个朋友，在豪华小区买了套房子，房地产商宣称冬夏24度，24小时换新风。可是住了一段时间发现孩子的抵抗力开始下降，孩子出门上学特别容易感冒生病。我对他说，你家的环境和卫生条件看似变好了，但背后是孩子的生命状态被人为改变了，该出汗的时候出不了汗，该受冻的时候没有受冻，那孩子生命的大开大合就被限制住了，当然要影响孩子的健康。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有顺利也有挫折才表明生命在良好地持续。
著名喜剧演员陈佩斯在其演艺事业低谷的时候，小品没有地方演，电影没有人找他约，据说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被“雪藏”的那些年，陈佩斯和他的妻子依靠种地度日，后来终于渡过了事业上的冬天，迎来了他的话剧事业的春天。
在学前和中小学教育中，流行一种“舒展生命”的教育理念，主张鼓励为主，感受生命等。大体上看，这种理念是好的，尤其是在当前学历教育、应试教育、知识教育被做到极致，生命教育相对被忽视的时期，如何舒展生命显然是更为紧要的问题。但凡事应有度，生命教育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也要注意收敛性格教育和必要的挫折磨炼。舒展是张，收敛是合，得意是人生之夏，失意是人生之冬，这样的生命才是完整的生命。
由人组成的各种组织，也可以看作一种生命体，组织也有“冬”有“夏”。很多年前，任正非写过一篇文章《华为的冬天》，提醒华为全体员工时刻准备着“冬天”的到来。这是一种忧患意识。也许，如果没有这种忧患意识，华为的“冬天”可能会早已到来。
城市也是有生命的，于是，城市也有张合与兴衰。
中国的城市大多历史悠久，光国务院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就有座。这些城市的城址大多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基本未变，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过无数次兵灾、洪灾甚至改朝换代。在经历灾难的过程中，这些城市进化出了很多用于“过冬”的本领。比如城墙，既防兵，又防洪，进入现代以后城墙大多已经被拆除，但是城墙留下的轮廓和肌理仍然在发挥着某种边界作用。又如紧凑的老城区，是容纳这个城市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它为这座城市最忠诚的居民提供了低成本、有文化的生活环境。
历史文化名城的“收敛性”也许正是让它们越过千年沧桑的秘密。
能源和资源往往是城市过度舒张的“兴奋剂”。经济发展史上有个案例叫“荷兰病”：荷兰本是最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世界性大国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也正是二战后欧洲复兴的黄金年代，荷兰发现了巨型天然气田。于是，荷兰从此过上了“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安逸日子。
荷兰病（theDutchdisease），是指一国(特别是指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的衰落的现象。
不料，到80年代初，天然气资源就已被开采枯竭，荷兰经济立刻陷入了混乱和衰退，想向新兴产业转型却动力匮乏。
我国的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荷兰病”。新中国第一轮工业化的重点也在重工业，因此计划经济留下了多座资源型重工业城市，它们大多都曾经十分富裕。这些城市都是靠优质的自然资源和单一的优势产业，煤城、油城、钢城、“羊煤土气”城，实际上都是单一资源性产业的代名词。
近些年，随着资源相继枯竭，这些城市的发展没有了后劲，甚至陷入困境。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简单，赚钱容易，财政宽裕，就不用考虑节俭，金钱过剩，就挥霍无度。这些城市在高速发展时期盲目扩张，建了过多的基础设施和很多不必要的新城。这些城市扩建的新城，一般都追求豪华的基础设施和市容市貌，一个常住人口都还没有入住的新城，50米宽的大马路就一口气修到田地里，巨大的广场空无一人，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晚上一片漆黑。
一旦资源枯竭，“冬天”来临，这些多余的基础设施和新城便成为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缺乏收敛性的性格缺陷。所谓“荷兰病”以及东北经济“塌陷”等现象，恐怕正是这种城市文化上的内在缺陷造成的。
为什么那些一掷千金、豪华铺张的新城反倒不如老旧城区容易聚集人气？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当动力强劲的时候，城市可以适当发展，但不应该无限扩张。在日子好过的时候，最好要想想当“冬天”来临时该怎么办。城市也要学会一呼一吸，一开一合，过好日子的时候，也要为过苦日子作准备。
文明也会有冬天。
哪一种文明能够存活下来，那么它一定要有强大的度过“冬天”的能力。消失的三大文明古国、古罗马和玛雅文明等文明，显然都不具备这种能力，当代世界的主流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似乎也不具备。
近代以来爆发的工业文明是一种极具扩张力的文明，它极大地释放了西方人骨子里的扩张热情，催生出资本主义这种极富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家制度。但工业文明支撑下的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化石能源能量爆发式释放带来的繁荣，从更长的历史来看，这种繁荣是很难持续的。
有史以来，包括四大文明古国和大航海全球化时代以来的世界性大国在内，能够在衰落之后重新崛起的，似乎只有中国。
中华文明虽然经历过一次次劫难，不但没有毁灭，反而以强大的同化和包容力每一次都焕发出新的生机。在中国人看来，这些灾难也许就是过冬而已。
中国这种超强的“过冬”能力，可能与重视节气文化也有关，中国人在感受一年四季变化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生命开合的训练，每年冬天都向大自然学习收敛。
孙子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胜以丧礼处之。”在中国历代和当代对外战争中，不管是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还是明成祖朱棣等强盛王朝对外用兵，还是当代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国都是得胜收兵，始终坚持防御性国防战略。这一点对于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世界之谜，很难理解。
在某些西方人看来，中国的重新崛起是洪水猛兽，实际上，它只是巨龙在呼吸，生命在运动，文明在前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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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邦瑞明
城市建设投融资管理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