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详情：年1月18日，陈某因发热、寒战、医院。医院诊断为L5椎体感染性脊柱炎，并对陈某进行抗感染治疗。2月12日复查胸部+腰椎CT显示：双肺炎症较前明显好转，L5椎体内低密度灶较前无著变，经医患沟通后于2月13日转脊柱外科进一步治疗。年2月16日，医院对陈某进行腰椎后路脓肿病灶清除对冲灌洗引流术，术后陈某入院症状缓解。2月27日18时陈某出现腹痛、全身大汗淋漓，心率加快等病情变化。经治疗陈某血压、心率等恢复正常。23时陈某病情再次急剧恶化，休克加重，经多学科会诊积极抢救后效果不佳。年2月28日，陈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最后诊断死亡原因为呼吸循环衰竭及感染性休克。医院医院在陈某入院20多天后才确诊病因，延误病情，存在误诊；且在陈某死亡时未依法告知家属应进行尸检以明确死因，应对陈某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遂诉至法院，医院一次性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元。诉前，经陈某家属申请，法院进行两次委托鉴定，两鉴定机构均以陈某死后未进行尸体解剖及病理学检验，无确切的死亡原因为由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存在误诊误治、延误治疗等过错的问题，被告进行了合理的解释，被告的诊疗行为并无明显的过错。鉴于医疗行为的极度专业性，如需进一步确定被告是否存在医疗过错，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对于未做尸检的原因，医院称患者死亡当天就已经向患者家属出具了《死亡医学证明书》，患者家属并未对死亡原因提出异议，双方亦未发生纠纷，因此并未告知患者家属关于尸检的相关情况。根据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条的规定，《死亡医学证明书》只是对患者死亡的医学临床诊断，在死因被作为关键问题进行审查时，《死亡医学证明书》不能作为判断死者死因的诊断。如果要进一步明确死因，需要通过尸体解剖等检查。本案中，医院熟知临床死亡原因和病理死亡原因的区别，熟知进行尸检以确定病理死亡原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作为不具备医疗专业知识的患者家属，因为信息不对称及专业医疗认知水平的限制，不知晓医院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仅能作为患者是否死亡的诊断，不能作为死亡原因的诊断，亦不知晓如果要进一步明确死因需要通过尸检等检查，由此患者家属未进行尸检，最终导致司法鉴定机构无法确定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故此，在医患双方因为患者死亡原因发生争议时，医院疏于告知尸检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但该过错又并非导致患者死亡的原因，考虑到陈某的病情病史，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酌情确定医院对陈某的死亡给原告所造成的损害承担30％的责任。结论：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书》，只能作为判断患者是否死亡的依据，不能据此认定患者的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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