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南方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那里的人们思想狭隘，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

在这个地方，女性的地位低微，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身为女孩，似乎就背负了不可饶恕的罪名。

我的父亲，不愿意为这个“赔钱货”的教育投资一分钱。

他甚至为了微不足道的利益，打算将我嫁给一个秃顶且肥胖的残疾男人。

直到我成为高考状元，名声大噪。

他才开始小心翼翼地试图修复与我的关系。

然而，我们之间的父女情分早已断裂。

村里有个说法，肚子尖尖预示着生男孩，肚子圆圆则是女孩。

据传，母亲怀我时，肚子尖尖的，喜欢吃酸食。

我在她肚子里非常活跃，经常闹得她夜不能寐。

因此，所有人都预料我会是个男孩。

我出生的那天，父亲没有去田里，而是守在家中整整二十四小时。

母亲在接生婆的鼓励声中艰难地产下了我。

当父亲看清我的性别后，立刻摔门而去，去打牌消遣。

奶奶则将原本为母亲准备的鸡汤连锅端去了叔叔家，说：

“生了个没用的丫头，还喝什么鸡汤，随便喝点米汤就行了，鸡汤留给我那两个乖孙子补身体。”

她口中的乖孙子，指的是叔叔家的两个堂哥。

我之所以对此了如指掌，

是因为在弟弟出生前的那些年，每当母亲稍有懈怠，或我稍显顽皮，

奶奶就会反复提起这些陈年旧事，暗中讽刺母亲无能，占着位置却不生出好孩子。

当年爸爸准备好了一个男孩子的名字，可是当宝宝出生后才发现是个小姑娘，直接喊她"喂"也不好听啊，于是就随便给她起了个名字。嬷嬷，姐姐，妹妹，向南，随便选一个都行。但是这些名字，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到处都是。那时候正好是玫瑰花开得最美的季节，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花无意间爬进了窗户。三姨妈帮我想出了这个名字。玫瑰，姓白，白玫瑰。一个不受欢迎的小女孩，却有了一个像白月光一样美丽的名字，但在家里人眼里，她只不过是衣服上的一颗讨厌的米粒。

等到我五岁的时候，妈妈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没有儿子的家庭，总是会被别人欺负。爸爸在打牌的时候跟人家吵了起来，只要对方轻轻地说一句“你没有儿子”，爸爸就哑口无言，只能默默地回家。我们村有个抢礼花的传统，代表着财富和家族的兴旺。每次放烟花的时候，村民们都会一窝蜂地冲上去。记得四岁那年的春节，一朵礼花正好掉在了爸爸的肩膀上，他高兴地抓住了它。可是，马上就有人把它抢走了：“白老四，明年我家儿子要结婚了，这个礼花就给我吧，反正你们家又没有儿子，用不上。”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爸爸脸色铁青，一句话也不说，妈妈只能偷偷地跑回家哭了。五岁那年，我们家和叔叔家分家了。奶奶决定把新盖的两层楼房给叔叔，而我们家只能住破旧的瓦房。爸爸生气地质问：“为什么？”那栋楼房的大部分砖头都是爸爸亲手烧的。在那个年代，人们还能自己烧砖，爸妈辛辛苦苦地从山里背回来木柴和泥土，满心欢喜地建了一个能避风雨的家。

奶奶那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就让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搬走。婶婶口才很好，跟大哥反驳说：“大哥啊，我们也不是真心想跟你们争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两个男孩，以后得结婚娶媳妇，这小屋子住我们四个人有点太挤了。”然后接着说：“等玫瑰出嫁后，我会让我那两个侄儿来照顾您的。”最后，我们还是搬到了那间破破烂烂的瓦房里。

我爸爸和叔叔是双胞胎，只相差两分钟出生。叔叔因为有儿子，所以分到的房子很大很宽敞，还有一头强壮的大黄牛，还有很多其他的财产。但是我们呢，只分到了一间夏天会漏雨、冬天会透风的泥瓦房，还有一堆破破烂烂的餐具。

搬家的那晚，大雨倾盆。瓦房到处都在漏水。我和妈妈把所有能装水的容器都用上了，但屋里还是湿漉漉的。妈妈转过身去，悄悄擦掉了眼泪。我紧紧地抱住妈妈的脖子，对她发誓：“妈妈，等我长大了，一定给你买一栋大大的别墅。”妈妈轻轻摸着我的头，叹气说：“要是你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不懂，为什么性别就能决定一切呢？

我堂哥都七岁了还不会自己穿衣服，可是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帮忙做饭、做家务了。除了不能选的性别，我哪点比不上他们？看着爸妈满脸的忧虑，我在庙会上默默祈祷：“如果家里有个男孩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求老天赐给妈妈一个弟弟吧。”

终于，在我六岁那年，妈妈的心愿实现了，她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弟弟。弟弟满月的时候，爸爸借钱办了个酒席。平时话不多的他，那天竟然挺起胸膛，在人群中谈笑风生。奶奶也难得地送给了妈妈一只漂亮的银手镯。妈妈抱着弟弟，脸上挂着满满的幸福。

得到一个弟弟，竟然让父母的精神状态和邻里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曾天真地以为，幸福的日子即将来临。

然而，那只是我苦难的开始。

在那个计划生育政策严苛的年代，妇女主任时常带着人马下乡，严厉打击超生行为。

我被父母匆忙地托付给邻居，不明所以地随着他们四处躲藏。

每当听说有干部来查户口，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哪怕是在深夜我熟睡之际，也必须立刻起身，逃到外面去。

我曾在牛棚中过夜，也曾在柴房里安眠，更多时候是在荒野中露宿。

有一次在山岭中躲避时，一条蛇爬过我的脚背，吓得我魂不附体，从此我再也不愿躲藏。

父亲的一记耳光让我头晕目眩：「家里没钱交罚款。」

实际上，根据当时的政策，如果农村家庭的头胎是女孩，是可以生育第二胎的。

我们家完全符合这一条件，我本不必如此躲躲藏藏。

但父母未曾为我办理户口，他们还梦想着再要一个男孩。

尽管后来母亲未再怀孕。

尽管后来他们也为我办理了户口。

但那些暗无天日的经历依旧深植我心，让我与父母的距离越来越远。

弟弟四岁那年的中秋节前夕。

我正在房间里埋头写作业。

突然，房门被父亲猛地踹开，泥砖的灰尘纷纷落下。

我还未反应过来，就被他扯着头发从椅子上拽起。

他边打边骂：「你是不是饿死鬼投胎，连送人的月饼都敢偷吃。」

原来，桌上准备送人的月饼被人咬了几口。

当时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他当然很自然就觉得是我偷吃了。我被竹鞭抽得直流眼泪，一边哭泣一边拼命解释我真的没有偷吃。结果他听完反而更生气了，一脚把我踹到了桌子底下。后来奶奶听到声音过来看发生什么事情。了解清楚之后，她还火上浇油地说：“贪吃就要挨打，不然以后嫁出去，人家都会说咱们白家没规矩。”我的头撞到了桌子角，疼得我躺在地上动都不能动。爸爸却还是不停手，一边踢我一边大声问我：“你承不承认？承不承认？”我坚决否认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我只能缩在地上，让他随便打。自从有了弟弟之后，我就变成了他的出气筒。饭菜不好吃，他就骂我；打牌输了钱，他也拿我撒气。这个生活不如意的男人，总是有那么多的怒火要发泄，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出气筒。他踢得那么狠，我差点以为我活不过那个中秋节。弟弟玩累了回家，嘴巴上还有月饼渣子。看到爸爸这么生气，他一点都不怕，还随手又拿起一块月饼。被宠坏的孩子总是天不怕地不怕。最后真相大白，原来爸爸只是轻轻摸了摸他的头，笑着骂了一句小鬼头。就好像北极星永远指着北方一样，爸爸的责备总是落在我身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月饼了。中秋晚上，弟弟坐在爸爸肩膀上看月亮，妈妈就在旁边准备拜月要用的香火和花烛。

我当时正呆坐在房间里，看着腿上的鞭痕发愣，心里第一次涌起了逃离那个小山村，避开那个家的念头，非常迫切。

说实话，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才能摆脱那片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地方。

那个时候，我们村子里的女孩子们大部分都是初中一毕业就跑到深圳或者东莞去打工。

她们辛辛苦苦地给家里挣好几年的钱，等到年纪差不多了就嫁人生娃，然后继续过着跟爸妈一样的日子。

我能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初中一毕业就出去打工，拼命赚钱，争取留在大城市，再也不要回到这里来了。

我记得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在班里算是中等偏上吧。

但是家里人只看中我做事儿快不快，根本没人在乎我到底学得怎么样。

有一回三姑妈回家乡来看望我们，看到我的成绩单，忍不住摇了摇头。

“你这个成绩啊，想要考上重点初中可难咯。”

我们镇子上有两家初中，一个分数线特别高，另一个只要交学费就能进去。

为啥非得挤破头进重点初中呢？

三姑妈看我一脸懵逼的样子，轻轻叹了口气，开始给我讲外面的世界。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打工也是分档次的。

初中一毕业就出去打工的话，基本上就是在工厂里面做流水线上的工人，每天黑白颠倒。

可是如果能考上大学，说不定就能进大公司或者外资企业当白领，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

流水线上的工人累死累活，每个月也就挣那么几百块钱，而外资企业的员工每个月都能拿到好几千块工资，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

三姑妈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听完她的描述，我对未来的梦想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我决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靠自己的努力，从这个大山里走出去。

很多年后的今天，我才领悟到，我那位聪明漂亮的三姑妈曾经也有着进入大学的火花般的梦想啊。你看，她小时候就天赋异禀，每次参加考试都考得特别好，总是能拿到各种各样的奖状。可是，这些奖状并没能给爷爷奶奶带来多少安慰，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弟弟等着吃饭呢。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出去找份工作挣钱养家才是最实际的选择。所以，三姑妈在小学毕业以后，不得不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去镇上的餐馆里刷盘子，这样才能帮家里减轻负担。她不是没有想过反抗，有一次她甚至跪在爷爷面前，苦苦哀求他让她继续念初中。她跟爷爷说，等她长大了，一定会赚好多钱报答他。但是，在那样贫穷的家庭环境下，大家的眼光都很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困难。爷爷最后还是没有答应她，让她在寒冷的夜里跪了整整一晚上。那天晚上，姑妈因为受了凉，发起高烧，昏迷了好几天。病好了以后，奶奶给她准备了一个破旧的行李袋，叫了一辆摩托车，又把她送到镇上的餐馆去了。爷爷去世以后，家里的日子过得更难了。三姑妈实在没办法，只好听从家人的安排，嫁给了一个虽然家庭条件还不错，但是身体不好的姑父，用收到的彩礼钱帮助两个弟弟成家立业。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女孩子迟早都是要嫁出去的，只有男孩子才能撑起这个家。所以，就算再怎么穷，也要拼命生男孩，姐妹们支持哥哥弟弟是天经地义的事。这种想法在我们村子里非常普遍。我决定不能被这种老掉牙的观念牵着鼻子走，我要好好学习，争取出人头地。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我要出人头地的决心。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做数学题，突然听到窗户外面传来轻轻的敲打声。

南姐，那个我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偷偷躲起来玩躲猫猫的邻居姐姐，跟我说过，“玫瑰呀，我马上就要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啦～”边说边低沉地哭泣,“我爸给我安排了一个比我大十二岁的男人结婚。”

南姐的眼睛里充满了迷茫和困惑。

那年她才十八岁，脸上还有些许稚气未脱的婴儿肥。

家里的哥哥得了强直性脊柱炎，需要很多钱治病，她不得已只好牺牲自己的幸福，用婚姻来换取救命的钱。

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六年级，虽然很想帮她，但却无能为力，只能劝她离开这里：“南姐，也许你可以去大城市闯荡一下，追求你的梦想呢？”

南姐的梦想是周游全世界。

我们曾经一起在荒野里躲藏，她总是坐在那里，满脸憧憬，发誓以后一定要挣够钱去看看这个世界的美丽。

她想去看冰岛的北极光，巴黎的落日，还有大海那深不见底的蓝色。

每次谈到梦想，她的眼睛都会闪闪发光。

但是，南姐最后还是没能逃脱命运的束缚。

她就像我的三姑妈一样，嫁给了出价最高的那个人。

婚礼那天，南姐的爸爸在客人面前炫耀了一辆全新的摩托车，显然是新郎送的礼物。

我见过那个男的，身上有种江湖侠士的气质。

接新娘的时候，他直接把女方的亲戚都推开，然后冲进了南姐的房间。

伴娘们准备的游戏和问题还没来得及开始就结束了。

女方的亲戚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

南姐的爸爸还得硬挤出笑容，出来打圆场：“哈哈哈，我这女婿真是有胆识啊，以后肯定会有大作为的！”

这就是贫穷的无奈吧。

想要钱的同时，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本来就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因为这件事，我更努力地学习，就算是在做饭的时候，也会抓紧时间看书。

婶婶看到我那么勤奋地学习却不以为然，笑着说：‘哎呀，玫瑰，你别把眼睛看坏了啊，工厂可不会欢迎近视眼的工人哦！’

当时我正痴迷于阅读，结果一不小心把一锅汤给煮干了。

爸爸生气极了，拿起一双脏兮兮的鞋朝我扔过来，大声骂道：“不管是哪个初中，那些长得不好看的人总是喜欢搞怪。”

女孩子嘛，读哪个初中其实都差不多啦。

等毕业后直接找份工作就行了。

但是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大好机会呢。

一般的初中生想进重点高中简直就是难如登天，而重点初中的学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可以考上。

我下定决心要成为那三分之一的幸运儿。

这样的话，我就能摆脱那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家了。

我终于顺利地考上了镇上的重点初中，跟我的二堂哥成为了同学。

我们决定住在学校里，每周只能回家一趟。

婶婶经常炖肉汤给二堂哥补身子。

有时候我经过厨房，她会赶紧把汤和肉菜藏起来，然后递给我一盘萝卜干，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分享。

我笑眯眯地拒绝了。

萝卜干可是我平时的最爱呢。

爸爸觉得只要他肯出钱供我读书就够了，至于我吃得好不好，他根本不在乎。

所以我只好在周末自己动手炒点萝卜干，装到玻璃瓶里带到学校，再配上食堂的白米饭，就这么凑合过日子。

我并不是想要那口吃的，只是有点羡慕堂哥能够得到婶婶的关心。

在我弟弟还没出生之前，妈妈也曾经很温柔地关心我，轻轻摸着我的头，亲切地叫我小玫瑰。

可是自从弟弟出生以后，一切都变了，她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弟弟身上，已经好久没有跟我好好聊聊天了，每次跟我说话都是关于我作为姐姐的责任。

作为姐姐，我得照顾弟弟，处处让着他才行。

作为姐姐，我需要为了弟弟的将来做出一些牺牲。

当我回到家后，发现我们家的情况真的很难过，父母根本就不怎么关心我，我也感觉不到温暖，生活条件跟其他人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在我读初中的那段时间里，我常常会感到自卑，非常的敏感，有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就像是个异类。

有一次母亲给我买了一些很便宜的卫生巾，每次下课过后，我都会感受到那种湿热的感觉从大腿流下来。同学们看到这一幕之后，先是惊讶得瞪大了眼睛，然后开始窃窃私语，脸上满是不屑和厌恶。各种难听的话语犹如烈火般无情地灼烧我的脸庞。这段时期的我过得非常艰难，唯有学习成绩让我稍感安慰。

随着我的成绩从三百名开外逐渐上升到了一百名左右，最后稳定在了前五十名，我终于能够挺直腰板，不再因为穿的衣服土气而感到尴尬。无论他们如何嘲笑我，我始终坚定地站在那里。

中考结束后的第二天早上，

母亲急急忙忙地催促我整理行李，准备和村子里其他参加中考的女孩子一起去深圳的电子工厂工作。我请求母亲让我等成绩出来再做决定。如果我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我会选择出去打工。就在这时，父亲打麻将回来了，看到我的行李还没收拾好，他竟然拿起藤条狠狠地抽了我一顿。婶婶在旁边看热闹，还劝我说：“玫瑰啊，你还是早点儿去工厂赚钱吧，这样就能早点买到好看的衣服啦。”奶奶更是激动地大喊大叫：“买什么衣服呀，赚来的钱应该全部寄回家，帮助家里建房子，给弟弟娶媳妇儿才对！”路过的邻居看到我手臂上的伤痕，不禁心生同情，向父亲求情道：“白老四，就让她在家再多待几天吧，正好可以帮忙收花生和割稻子呢。”

那天，我们镇的中考成绩公布出来了，我像疯了一样从田地里跑回家里，一路上都是汗流浃背的感觉，头发上都沾上了泥点子。这时候，村长早就在我家等我们了，他那张脸笑开了花，拿着我的成绩单，恭喜我爸爸妈妈我考上了天一中。

天一中的录取分数那年是分，我靠着分挤进去了。但是我的堂哥却没能考上，这让我的婶婶很不开心，她说得特别刺耳：“进了天一中这个份上，也就只能混个普通大学，还不如早点挣钱，给耀祖报个补习班呢。”

耀祖是我的弟弟，虽然他已经上四年级了，但拼音还是读得结结巴巴的。我爸爸听了这话，气得把烟头扔了，然后叫我妈妈帮我收拾东西，准备带我去深圳。

在火车站，我哭得像个泪人儿，死活不肯上车。周围的人都看着我，然后开始指责我爸爸。他们说，考上天一中是件好事，怎么能不让我读书呢？我爸爸被这么多人围观，觉得脸上挂不住，只好走了。临走前，他丢下一句话：“她要是想去读高中，就让她自己想办法交学费吧，我可不想养个赔钱货。”

我的三姑妈听说这件事后，马上赶到了火车站，狠狠地批评了我爸爸：“你们为了供你们几个兄弟姐妹读书，牺牲了我和我的两个姐姐，现在你又想牺牲你的女儿来成全你的儿子，你是不是以为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啊？”

我爸爸听了这话，脸涨得通红，生气地离开了。我的姑妈看到我哭得那么伤心，就轻轻地帮我擦干眼泪，然后偷偷地给了我三千块钱：“玫瑰，你要好好学习，为了你姑妈，也为了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婶婶极力说服奶奶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积蓄来帮助二堂哥解决他在天中的学费问题。而我呢，成绩虽然还凑合，但只能进到一个普普通通的班级里。高中的日子真的很辛苦，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面。我并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孩子，我的成功完全依赖于我的勤奋和毅力。堂哥总是穿着崭新的运动鞋去打篮球，而我却只能默默地坐在那里看书。到了周末，同学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出去逛街买东西或者去喝奶茶，而我还是选择在书堆里面度过。我没有亲眼看过哈佛大学凌晨三点钟的样子，但是对于天一中学凌晨一、二、三点的情景，我可是非常熟悉。夏天的时候，天一中学的凌晨蚊虫特别多，不管喷多少防蚊液都没用。我只好光脚走路，一边走一边背书，有时候还能闻到从远处飘过来的茉莉花香和玫瑰花香。每当我觉得眼睛看累了，就抬起头看看满天繁星。冬天的时候，天一中会特别安静，只有北风在耳边呼啸而过。因为屋里冷，所以我总是披着毯子，用干毛巾围住颈子保暖。我会找个宿舍外的角落，借着农舍发出的微弱光线去背诵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农舍的男主人叫伍建国，女主人叫李桂花。李桂花经常在凌晨十二点左右醒来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听到她的抱怨声：“怎么又忘记关灯了？伍建国，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啊？难道你不知道电费有多贵吗？”慢慢地，那盏灯开始整晚都亮着。再后来，昏暗的灯光变成了明亮的白炽灯。桂花的小孙子有时候会主动去关灯。

桂花婶这个人真是好心肠啊，连夜深人静的时候都还会关心我们这些熬夜苦读的学生。尤其是当我们伸手不见五指，只能摸黑找洗手间的时候，她总会不厌其烦地打着手电筒给我们引路，给予我们温暖。说实话，真的很感激她。

记得有次晚上，我正在背文综知识点，星月泯灭，唯有寒风和灯光相伴。突然，桂花婶啪的一声把灯打开了，嘴里还抱怨着：“伍建国，你这是想让我摔个大跟头吗？这么黑，我怎么去找洗手间呢？”

我的成绩从刚入学的五百多名一直往上冲，最后竟然挤进了前一百名。那些以前嘲笑我装模作样的同学们，现在都变得客客气气的，借问题目来找我：“玫瑰，这道题目你能不能教教我？”

自从南姐出嫁的那一天开始，我深深地明白了，尊严是靠自己努力争取来的。虽然还是有些人冷嘲热讽：“就算她再怎么努力，也考不上清华北大，那些名额都是留给重点班的。”

学校把班级分成了重点和普通两个等级，一入学就已经决定好了，除非你表现特别出色，不然是没办法转班的。而清华北大以及其他顶尖的高校的名额，大部分都是来自重点班。

我选择保持沉默，不去理会他们的话，只是更加努力地学习。终于，在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中，我取得了全校第三十多名的好成绩，被破格提升到了重点班。那些曾经的讽刺声，早就被我抛在脑后了。

成功，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反击。在高中时期，我很少回家。就算是放寒假暑假，我也尽量缩短在家的时间，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现在，离我翻过这座山，去看看那边的大海，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了。

我坐在窗户边，看着风吹过稻田，那起伏的稻浪仿佛是自由翻滚的海浪。妈妈没有敲门就直接走了进来，焦急地问我要学费，因为弟弟爬树的时候不小心摔断了腿，急需动手术。

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您压根儿没给我支付过学费，我哪儿还有额外的钱款啊？”每当开学时，他们总是装聋作哑，毫不关心我的学费是从哪里来的，也不会过问关于我的伙食是否够吃的事情。

她却语气坚决地说：“你三姑妈不是已经给你支付了学费吗，先把这些钱拿出来给弟弟做手术吧。”我深深吸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反问道：“那要是我把钱都给了弟弟，我自己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你拿出一千元，剩下的两千元应该也够了。”一个学期的学费、杂费以及住宿费加起来就要一千五百元，就算我再怎么精打细算，每个月的伙食费至少也得花费三百元。

我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和娱乐消费，三千元有时候还不够用，甚至不得不偶尔忍饥挨饿。我的姑妈原本是想再多给我一些钱的，但是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接受了。

她在家中照顾着中风的婆婆，没有工作，生活还要看姑父的脸色。我真的搞不懂妈妈为什么能够这么轻松地说出这样的话。

爸爸只要稍微减少一下打麻将的时间，就能省下一千元，或者找村里的人借点也可以。何必非得逼迫我拿出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呢？

我愤怒至极，笑着看着妈妈的眼睛问道：“我和弟弟都是您怀胎十月生下来的，为什么您会对我们如此偏心呢？”她愣住了，好像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里，重男轻女的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她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从小就被教育要好好照顾哥哥和弟弟。她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心里可能也曾经有过不满，但她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才缓缓开口说道：“我和你爸爸以后还得指望你弟弟给我们养老送终，不疼爱他又能疼爱谁呢？”

“妈妈啊，每次外公外婆一有点小咳嗽，您就忙上忙下替他们张罗，可是舅舅和舅妈呢，就躲得远远的。为什么您总是觉得女孩子靠不住，不能指望我为您养老呢？”“因为你最后还是会出嫁的呀，咱家里的那个小男孩才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咱们得指望他传宗接代，你应该懂这个道理吧。”自从我弟弟出生以来的这十几年时间里，这是我跟妈妈第一次闹得这么僵硬的对话。